本来是去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进行超导材料研究的黄学杰，去之前自己也不曾想过，会跳到锂电池领域做研究并扎根于此。

黄学杰与电池结缘的故事，源于198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三十周年校庆活动期间结识了陈立泉老师。当时陈立泉院士的副业是超导材料研究，主业是固态锂二次电池研发。黄学杰从做测量电池性能的计算机控制自动充放电仪开始，逐渐迷入其中，之后后研究重点就转向了锂二次固态电池研究。

从超导行业跳到电池领域，他说自己也常常被人问到：“你一个科学院的科学家研究手电筒里的东西，有什么好研究的？”

这完全可以理解，当时研究超导听起来比研究电池要“高大上”得多。

1980年代末是超导材料研究的大时代，不少一流科学家追逐其中。1986年缪勒和柏诺兹发现陶瓷性金属氧化物，并荣获了198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从1986到1987年，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临界超导温度相继被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提高了近100K。

但黄学杰隐隐感到，锂电池的研究距离社会应用更近，紧迫感更强。

由于氧化物高温超导材料在应用层面未能展开，国内外超导研究项目开始收缩，不少科学家转入电池材料的研究。高温超导材料和电池的正极材料均有大量的过渡金属氧化物候选材料，因此也不难理解当初“跳槽”大军的选择方向。

当中有一段时间，黄学杰在荷兰Delft技术大学读博，在化工与材料系，他一边研究超导体在不同的气氛下的电子导电行为，一边将氧化物材料作为正极研究，发表了一篇聚合物固态锂电池的论文。

那个年代，研究与社会应用的结合点，似乎存在一些距离。

至1990年，由于锂固态电池无法产业化，液态锂二次电池产品在应用过程中也出现安全事故，该方向的研究也走到了尽头。

柳暗花明。1991年，索尼宣布推出全球第一款商用锂离子电池，具备高电压、体积小、重量轻、使用寿命长等特点。陈立泉院士作为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客座教授，获得一次机会参观索尼的生产线后，大为触动。他认为，锂离子电池将会有巨大的应用前景，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他火速给中科院的领导写了信，信中称：“锂离子电池必将走向成功，大变革即将来临。”这引起了国内的重视，一时间，做固态锂电池的科学家纷纷转变重点攻坚锂离子电池。

1995年，陈立泉院士带着学生在实验室做出小圆柱电池样品，但问题也随之产生：锂离子电池最终要实现产业化和走向市场，但锂离子电池的生产工艺和装备在国内当时是空白。

1996年初，时年不到30岁的黄学杰接任中科院物理所课题组长后，即接受了陈立泉院士交待的任务，将锂离子电池产业化！

一头雾水的黄学杰并未见过锂电池工业化的场景，一筹莫展之际，他回想起在荷兰时认识的朋友日本松下电池研究部部长近藤博士，当即访问了位于大阪守口的松下电池研究部，参观了中试车间，在中科院特批专项经费的支持下，从多家日本装备企业引进了一批中试设备，包括间歇式转移涂布机、卷绕机、注液机等，“结合部分国产设备，我们建成了中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线。”

1998年，中国的锂离子电池开始小批量的生产，首先生产的是18650型圆柱锂电，推向电视台记者广泛使用的广播级摄像机，至今天，他注册的“方向”品牌电池仍是该领域的知名品牌，市场份额领先。

从那之后，中国的锂离子电池产业逐步从3C产品应用走向储能应用。

“生产线不用做任何变化。”他通过材料的改变来帮助行业实现降本增效。

“在续航里程方面，把新能源车不敢开空调的电量给它补上了，电池价格的下降也能让新能源车突破了补贴的门槛。”黄学杰表示。

黄学杰预计，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部分汽车公司就能用上镍锰酸锂电池。

针对新能源车充电速度瓶颈的问题，黄学杰则开发出以锡为主的高密度处理合金，由于锂离子在锡介质的传输速度是其他材质的100倍以上，黄学杰通过把锡做成纳米银线，混入负极中，“等于给锂离子传输修了条高速公路，我希望把充电时间压缩到10分钟以内。”

针对这些能改变应用现状的科研成果，他带领团队已成立创业平台公司启动产业化。